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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仝涛研究员文章，让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的37字石刻，在沉睡多年之后，成为这个夏天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新闻之一。石刻文字，作为人文研究的第二重证据，究竟能为学界带来怎样的信息？自王国维1925年首创“二重证据法”以来，恐怕很少有比扎陵湖畔的五大夫翳采药石刻更生动、更鲜活的案例了。
前不久，我随青海社科院考察团实地考察石刻，考察团多数专家认为扎陵湖石刻伪造的可能性较小，为真的可能性较大。笔者对此持相对保留意见。即便多数专家的看法是对的，采药石刻就是秦人五大夫翳刻写的，就真能“实证”先秦及秦代所认识的昆仑在今日认定的黄河真源吗？答案是：未必。而且我认为，石刻文字无论真伪，都足以验证文学人类学在2009年首次提出的有关中国文化传统认知的理论命题——神话中国。
一百年前，现代学者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如果说“一重”“二重”证据皆为文字证据（即“书证”）的话，那么，“三重证据”“四重证据”都不是文字证据。“三重证据”特指活态传承的民族民间文化现象，包括口传与非遗；“四重证据”则指考古发现的遗址、文物和图像。后者更近似于法庭审判时所看重的“物证”。
在“四重证据法”引导下，我参与了2013年开启的“玉石之路”系列考察活动，至2024年7月的第17次考察，坚持12年，总行程约6万公里，覆盖西部各省区数百个县。2014年第二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河西走廊道）时，我们曾撰文《昆仑与祁连——黄河重源之神话地理观》（见《玉石之路踏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0-174页），提示汉武帝钦定新疆南疆昆仑山之前，在先秦人意识中的昆仑是包括祁连山在内的西部产玉之山。
6月25日，黄河正源之扎陵湖彩虹景色。叶舒宪摄/光明图片
“河出昆仑”是华夏神话中最重要的地理观，成为黄河流域居民的共同信念。黄河“重源说”有效地将青海积石山下的实际黄河与想象中在西域的昆仑山河源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水系整体。罗布泊即古代的蒲昌海，被视为昆仑河水向东流注的产物，由此潜入地下成为暗流，这是先民基于沙漠戈壁地带的水流经常干涸（成为无定河、秃尾河）的日常经验，想象出来的黄河上游情况。
清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派遣侍卫阿必达前往青海寻找黄河真源，将河源由星宿海上溯到噶达素齐老峰。乾隆钦定的《河源纪略》一书，仍然维持旧说与新说的调和观点，坚决不放弃“潜流地下”的神话想象景观。可以说，古代人生活在“河出昆仑”的虚拟现实中，将母亲河理想化为“（天）帝之下都”——西王母大神掌握世间唯一的永生不死药之圣地。
从知识产权的意义看，即便37字石刻中的“昆仑”二字辨识无误，那也只能代表五大夫的个人观点，而未必是源于先秦时代华夏人的普遍认识。因为古籍中体现的先秦人对昆仑的认识，绑定了三个必要的条件：西王母所在、河出昆仑、玉出昆冈（《战国策》称昆山之玉）。
黄河发源于青海三江源地区星宿海，这是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发现，先秦时代的古人岂能提前预判？我在河源区的短暂停留期间，专门和地矿专家穆桂金研究员做过采样和交流，尚未发现有透闪石玉料的存在（只采集到石英岩和大理石类）。河源区的具体地质环境，不利于透闪石玉的生成，而真正产玉的地点，则在扎陵湖以西五百多公里之外的格尔木地区，即东昆仑山野牛沟一带。该玉矿是1992年才得到正式开发的，在此之前就连本地人也根本不知透闪石玉的存在，更不用说汉代前的中原人了。
黄河假源头在新疆和田昆仑山，误传两千年。但这乃是华夏传统的“信仰之真”，对应着“神话中国”的命题。古人若有科学求实精神或科考行为，就不会容忍黄河“重源说”和地下潜流千里说的长久权威性。
对于扎陵湖石刻较为稳妥谨慎的命名法，笔者赞同王子今教授的意见，不宜直接用“昆仑石刻”或“采药昆仑石刻”的措辞，而应依照惯例，称为“扎陵湖石刻”（子今教授建议用“尕日唐石刻”，窃以为这小地名过于冷僻）。将青海的三江源地区视为昆仑，这很难说是先秦时代的地理观。即便是真的，也只是一例孤证，还不足以颠覆传统认识。此前没有古人片言只语提及；此后也后无来者。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元代和清代，才有官方派出的团队到青海三江源地区探究黄河源头的举动。
依照文学人类学一派的观点，筛选先秦时代的昆仑山，必须将是否出产优质玉石（透闪石，而不是蛇纹石或大理岩之类似玉美石）作为前提。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汉武帝为何让先秦以来流传已久的昆仑美名，指认到新疆于阗南山这座大山？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只有一个指标：“其山多玉石。”
晋代郭璞注《山海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山海经》称西王母所在的昆仑为“玉山”，《穆天子传》则称“群玉之山”。如此看，在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以前，有没有其他出产玉石的西部大山呢？如果有，那才是遵循“物证优先”原则可以认定的原始昆仑山所在。
从西玉东输历史谱系表中可以看到，1.0版西玉东输史代表的是“一重证据”，即传世先秦古书中记录的昆仑山产玉的旧知识，而且是战国时代家喻户晓的流行意识。而2.0至5.0版的新知识，则是“玉帛之路”系列考察依次得出的认识，尤其以2024年7月第17次考察所得出的认识更加具有启示性——在新疆以外的河西地区找到类似和田玉籽料的弱水玉籽料实物标本。
华夏文明之昆仑观的演化史，可简化为三段论的交替出现过程：前二段的昆仑观皆为神话历史观，唯有现代科学的自然地理昆仑观，才是祛魅神话色彩之后的现实主义观点。可惜它来得太晚，辈分上只能屈居“孙辈”。
“祖辈昆仑”：先秦至西汉的昆仑观，想象中的河源与玉源，神话理想化的天国到人间的神圣中转站，永生不死理想所寄托。三大标记：西王母所在，河源所处，美玉所出。
“父辈昆仑”：汉武帝钦定昆仑在新疆和田的昆仑山，自西汉武帝时代以来延续两千年，直到现代科学地理学证明河源在青海才宣告失去合理性。
“孙辈昆仑”：现代的昆仑观，黄河正源，在青海，却尚未发现玉石矿源。
我们更倾向于2024年7月第17次玉帛之路（酒泉道）考察所得出的较新认识：原始昆仑，即先秦时代中原人盛传的、作为黄河源头并盛产美丽玉石的西部大山，应该包括西秦岭到马衔山玉矿，再到祁连山两大已知玉矿（敦煌三危山旱峡和酒泉弱水）和肃北马鬃山玉矿，这样就基本上串联起关中地区以西至新疆天山以东的全部大山脉。原始昆仑或称“祖辈”昆仑几乎相当于横贯甘肃省全境的东西向山脉的总称。在史前时代，能够衔接起河西走廊与渭河流域的两个用玉的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如果当下关注扎陵湖畔采药石刻的众多学者中，能够稍稍关注非常冷门的“四坝文化”研究，尤其是四坝文化之人就地取材的美玉生产和使用情况，那就能回答如下难题：是什么人早在张骞之前千年，就已经实践了“凿空”伟业？
“四坝文化”人群在河西走廊西段切磋琢磨美玉、制作玉权杖头的年代，要比秦国五大夫翳组团来青海采药，足足早一千多年。谁是先于张骞而开辟“凿空”大业的问题，就此能得到水落石出的物证线索。至于比“四坝文化”更早的昆仑玉山，应该首推位于兰州以东百公里左右的马衔山，那里是齐家文化海量用玉的主产地。
唯有在文献证据与实物证据达到吻合对应的情况下，论证的可信度才有保障。相比而言，更加确凿的证据不是书证（文字记录），而是物证。
出于物证优先的考量，我向科考组织方提出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围绕扎陵湖石刻展开考古调研或试掘摸底工作。两千年前秦人采药使团外加车马粮草，应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他们跋涉至千里之外的高海拔无人区，不可能不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哪怕是吃剩下的动物骨骼，只要通过当今的科技手段能够证明，这样就能有条不紊地推进求证工作。
酒泉南山作为祁连山脉中部的高峰，加上弱水、美玉这两个必要条件，至少可以判定它就是商代以前的一座昆仑山。弱水出产优质透闪石玉料的情况，古书中没有任何记录，不做田野调查和标本采样的工作，就永远弄不明真相。2024年夏的一场龙卷风，成为天赐良机，让我们能够在黑河（即弱水）故道的河床里，直接采集到透闪石玉的籽料的独家证据。
格尔木的大山脉，如今被定名为“东昆仑”，虽盛产透闪石玉料，却不像新疆昆仑山那样，既有山料又有籽料，因为这边缺乏生成籽料的自然地理条件。河西走廊西段的“四坝文化”的用玉研究，成为确认先秦昆仑所在的重要旁证，而“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关联，则能贯通河西走廊与中原文化的联系：“齐家文化”是中国史前最后一个繁荣的玉文化遗址，其在地理分布上恰好位于河西走廊至中原之间的广大地域。“齐家文化”的延续时间和分布空间，目前看来是所有史前文化中最接近传说中的夏王朝的一个。21世纪初在积石山下黄河边新发现的喇家遗址，便大量使用玉礼器，若采用出土文物玉器与玉料实物对照的方式，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喇家遗址用玉的矿源，这也就等于直接找到又一个四千年前的“祖辈”昆仑山。
五大夫翳的采药团队所追求的一定不是医学上的治病之药，而是中国神话第一大英雄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获得的天下唯一秘方——长生不老药！按照汉代纬书的神话历史叙事，古往今来能够登上昆仑并采到不死药的人，仅有一位。
《博物志》引《河图括地象》云：
“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从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
宋刻本《山海经》。
《山海经·海内西经》又云：
“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此处突出了昆仑山的高大神秘、难以接近，特别强调登上其山岩需要如羿一般的非凡能力。秦国五大夫何德何能，居然能够比肩神话时代第一大英雄？
最后再次强调：有没有必要以是否出玉来确认先秦时代的昆仑观？拙文《河出昆仑神话地理发微》已给出理由：
在西汉武帝之前的泛指的昆仑，是怎样的情况呢？以《山海经》为例，该书十多处讲到昆仑，其中有三个标志可以留意，即同为西王母、河源、玉源所在地。三个标志中的西王母为神话人物，河源为神话地理（想象），唯有玉源地这一点是有现实基础的，虽然也被神话化的氛围笼罩。
确认先秦的昆仑观，有这三个指标，其中两个已被今人认定是虚拟的或想象的，那么唯一具有现实性的可求证的指标，便只剩下一个“物证”：是否出产优质玉石。十一年来的玉路考察，被四重证据法所筛选出来的原始昆仑，形成一种五千年来的多米诺式生成脉络——越是年代早的，便越靠近中原：天水武山县鸳鸯山（玄玉即墨绿色蛇纹石玉矿），临洮马衔山（透闪石玉）和祁连山弱水玉矿与敦煌玉矿，肃北马鬃山玉矿。希望按照物证优先原则，借助这次青海昆仑科考的东风，再度启动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的青海分区调研工作，先努力解决一系列史前遗址如宗日遗址、喇家遗址、夏尔雅马可布遗址等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之谜，或能为祖辈的昆仑谱增添实实在在的新内容。
（作者：叶舒宪股票配资账户，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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